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43GW，累计装机超120GW，从小规模应用到大体量的产业，中国光伏只用了不到20年。

今天的宏大数字离不开一群人的推动，他们站在客观的角度观察光伏产业的发展；

他们鲜为舆论的中心，但每件行业大事发生后，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帮助行业在狂热的气氛中静下来反思，用理性的思考预测行业走向，为行业发声。

他们就是关注光伏行业的媒体人。

今天是中国第十八个记者节，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光伏們约访了几位曾经关注过光伏行业的优秀记者，他们大都见证并且记录了光伏行业的黄金十年，从他们的角度，讲述曾经发生的你不知道的事。

新能源首富诞生后

2005年，无锡尚德赴美上市，施正荣以23亿身家跃居中国首富，新首富的诞生使各界的目光集中在了这个曾经低调的行业上。后来几年，几家龙头企业陆续上市，行业内频繁出现的“造富神话”使得光伏行业热度空前，这时，多家媒体把手中的聚光灯对准了光伏行业。《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万晓晓，就是通过报道赛维和尚德开始关注光伏行业的。

《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万晓晓

叶文添，曾任《中国经营报》主笔、编委，也曾做过《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施正荣成为首富成了他关注光伏行业的契机，他第一次报道光伏是在2008年，这时他已经做记者4年了。“施正荣成为首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从产经方面，还是从特稿方面去关注光伏行业，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他的报道，更多的是从深度和行业思考的角度入手。

叶文添 曾任《中国经营报》主笔、编委

在行业中，《中国企业家》记者严凯最早接触到的企业是英利，相识多年，严凯对英利的老板苗连生比较了解，“苗老板人很直接，英利企业文化也是那样，他接受采访比较认人，如果你的准备不充分，他不会理你。”

《中国企业家》记者严凯

2009年初，叶超刚刚从新华社青海分社调到江苏分社工作，工作的调动使叶超从关注社会稳定、民族宗教的政文记者转型为经济记者，“我原来跑民族宗教的，你让我讲伊斯兰教的教派或者藏传佛教的教派，我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行业经济我是从零开始。我记得我到江苏工作的第一个月，只发了两篇很小的豆腐块，当时不知道跑什么，前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办公室加班，上网找到底从哪个主题切入经济报道。”

新华社记者叶超

叶超说，当时光伏正处于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阶段，转型时，他选择从光伏行业切入，开始了自己作为经济记者的工作经历。“09年时，光伏产业的发展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在未来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有可能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做出很大贡献的，在这样的宏观主题下，从中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的角度来讲，将光伏产业的新动态以及发展当中需要的一些的政策体系的配套反映给中央的决策者都是有价值的。”选定光伏作为切入点之后，他开始每天上网搜集各家媒体关于光伏的报道，当时最热的是关于多晶硅的报道，还有国外关于光伏应用的新闻，“现在我的家里还有厚厚的材料，当时从网上搜罗报道后，分类做成word文档，打印出来汇集成资料，有五六百页。”自此，他每天晚上在家翻阅这些资料，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

“一个月后，我去参加江苏的省经济工作会议，那天在会议上遇见了当时中能的一个高层，跟他聊的时候了解到多晶硅原先一直实现不了规模化的国产，所以当时国内光伏业下游产品产量看着很高，但原材料一直受制于人。中能当时刚刚实现了国产千吨级多晶硅生产线的突破，进一步扩大产能时，遇上了08年金融危机，他们有融资需求，但存在困难。”叶超就此写了一篇多晶硅突破海外封锁，发展中面临资金难题的内部报道，当时那篇报道也得到了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关注，后来帮助推动了中能的贷款。

叶超表示，多年发展中，行业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产业自主可控了，“在07年之前，原材料全部在外，07年作为一个转折点，第一条千吨级生产线，是中能硅业在2006年开工建设并于次年在徐州量产的，以12年国内光伏市场的正式启动为节点，为了应对欧美双反，国内市场也能真正消纳掉自己的产能。以这两个重要的节点为标志，我们国家在经济性与绿色性兼顾的未来能源上实现了自主可控。”

同时，在他看来行业发展的这么好，恰恰是因为光伏行业从一开始就是“留洋归国”的。这决定了光伏产业诞生的时候就带着国际化基因，光伏行业发源的时候以民营企业为主，是非常开放的，带着国际化视角，一直走到今天，民企都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行业的竞争实力很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行业在世界上占据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另外，光伏行业自身带有的能源属性和未来属性，使得行业发展当中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多晶硅被欧美封锁的时候，国产突破需要贷款资金支持，国家响应了；2012年，国产下游组件受到双反的时候，尽快启动国内市场，给予一些龙头企业贷款，在中央出台政策之后，政策性银行很快响应了政策；科技创新方面，国家也专门在光伏行业设立了几个重点实验室。

光伏行业的骤然兴起，使得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相聚于光伏行业，同为媒体人，用叶文添的话说，大家是“亲密战友”的关系，“我们这些人，习性差不多，光伏圈的媒体人，北京上海的都很熟，平时私下关系也好，经常出来喝酒聚会。大家同时在好多群里，见不到也会在网上喷一喷。”

聊得来的基础上，彼此对对方专业能力的认可，也是这样一群人成为朋友的原因，同行之间，彼此竞争也互相理解，大家惺惺相惜。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聊天百无禁忌，外号也起的花样迭出“主席”、“所长”、“娘娘”，只属于他们之间互相打趣的雅号，旁人听了，摸不着头脑。

荆棘之路与无冕之王

“记者起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不断地接近真相，在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这是记者应该做的。记者见证了公司和行业的成长，见证了企业、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变化，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一部分，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万晓晓说。

在万晓晓看来，刚做记者的时候遇到的挑战比较大，做财经报道要了解行业，要能看懂财报，要有消息来源，要建立相关的人脉，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入行时最大的困惑就是人脉从哪里来，怎么样才能了解这个行业。万晓晓说，她当时找不到人采访，就以要找的人为中心点，尝试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实在不行就用笨办法，就跑去他公司外面，办公室里等。后来发现，人脉是随着自己一起成长的。”

万晓晓说，从业经历中，报社的资深前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刚入行不久时，她得到一条消息，地方一家上市公司高管挪用公款高达数亿，她犹豫要不要去地方上做调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条线索，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方言也听不懂，纠结我到了之后怎么去采访。花了报社的经费，还跑那么远，万一什么也没有就回来了，多尴尬，丢人，也浪费时间。“报社的老师说‘你去吧，去了总是有收获的。’我当时不觉得，很忐忑。后来还是坐上火车，远赴当地，经过一周的细致采访，爆出一个大独家，文章发出后，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在这个过程中，深刻理解行动了肯定会有收获，行动之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从那之后，也不再惧怕可能的困难，只要有目标就好。”

在她看来，作为记者，行动力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关注光伏行业之后，她深入研究了协鑫，英利，赛维，尚德，华为等企业，做出了一系列反响很大的报道。一次，她被报社派去做一篇投资调查的报道，当时快要过春节了，出行十分不便，万晓晓没有犹豫，乘火车又包车辗转到达当地，完成了非常出色的报道，万晓晓说，如果当时懈怠没有行动力，不愿意在春运期间到当地调查，也就没有这篇报道。

2009年4月13日发布的《多晶硅现货价格狂泻不已 阵痛中蕴育新变局》是叶超的第一篇关于光伏的深度报道，“多晶硅作为原材料，当时国内仅有个别企业突破技术封锁，但概念炙手可热，资本市场都在玩多晶硅的概念，但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叶超说，通过这篇稿件，他拨开了多晶硅的迷雾，让投资人更加清晰地认识了多晶硅，当时那篇稿件发出后，A股关于多晶硅概念的股票一片绿色，“换一种角度来想，让大家知道了哪些企业真正在多晶硅方面取得了突破，哪些在玩概念，算是让资本真正流向了把多晶硅做好做实的企业去了。”稿件发出后，叶超开始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有关光伏的报道不断增多后，新华社总社组织相关报道，自然也就抽调他去参加。

后来，在诸如双反，多晶硅“小散乱”产能过剩等一些行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叶超参加过多次新华社的内部报道调研小分队。稿件基本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在行业发展的重大事件当中，为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当时写了多晶硅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主题的内部报道，送上去之后，温家宝总理明确批示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要对多晶硅产能过剩现象加强调控。之后，国家发改委牵头几个部委，联合行业内的专家，企业共同座谈，出台了一个文件。在文件当中对多晶硅单套生产线的最低产能、每公斤多晶硅能耗等关键指标设定门槛，引导行业走向良性发展。”

2012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下游组件进行双反，“当时中国光伏90%以上的市场在欧洲，双反让整个产业面临着彻底的被打压下去的可能，我们当时围绕双反写过内部报道，提出如果以前涉及其他产业的双反只是企业或者工人饭碗的争夺，那么光伏组件的双反，是在争夺未来能源的制高点，光伏这个行业涉及到未来能源安全，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帮助光伏行业争取到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有必要大规模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解决鸡蛋都在欧美一个蓝子里的困境。”内部报道发上去之后，得到了多位中央领导的关注，好几位领导都到几个龙头企业去做了调研，后来上了总理办公会，国务院出台了光伏“国五条”。中国光伏的大规模应用，也就是从光伏国五条开始的，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这些年来，中国光伏产业整体来讲都是欣欣向荣的，技术进步也很快。”

光伏行业的企业家也深度影响着叶超。一位光伏大佬在接受采访时，媒体发问，“您创业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这位企业家稍一思考说“遇到困难就高兴。”他进一步解释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短板暴露的时候，困难就是让你发现自己短板的机遇，就是在解决困难中提升自己的机遇。”叶超说，人没有始终顺风顺水的时候，遇到困难，他一直用这句话勉励自己。

叶文添说，自己在之前主要是做特稿和深度报道，2007年，叶文添做的达能-娃哈哈股权争夺系列报道获得了当年的《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经济报道，这一系列报道也被叶文添视作自己的代表作之一。

用他的话说，这段职业生涯中他“什么都经历过了”，关注光伏之前，他做调查记者，曾经跑到山西，40多个小时没合眼，报道过矿难泥石流和动车事故，到过汶川地震现场，还曾被报道对象威胁，这些经历，他讲起来很云淡风轻，“那时候经历过太多的事，汶川的时候在北川，趴在解放军的后背上睡觉，周围都是遇难者。以前有些事故报道中的死亡人数，很多时候都是在殡仪馆一具一具数遗体得出来的。”内心的坚强和性格的乐观使得他一直坚持做调查记者，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让他焦虑 ，他就打打游戏或者打篮球排解，上海有个媒体篮球队，那时候经常会去打打比赛。与那时候相比，他说，后来报道光伏行业的这段职业经历平和多了。

在叶文添看来，光伏行业是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行业，百花齐放。光伏行业的企业也都是比较开放的，整个行业非常有活力和希望，创新不断，这给媒体提供了报道的土壤和素材。

报道光伏时，叶文添对尚德倾注了许多关注，在尚德破产重整的前两周左右，叶文添就写了一篇特稿，爆出了尚德即将在某日之前发布破产重整信息的独家消息，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也关注过赛维等明星企业，以特稿的角度，以商业故事的形式来写，稿子中包含了大量的独家信息。叶文添说，在采访前期收集信息时，有的时候十条信息里，八条是假的，首先要通过自身对行业的判断对信息进行筛选，也需要后期进行大量的求证。包括他当时在写尚德破产的稿件时，核心的信息经过了三到四次的反复求证。

叶文添关注光伏行业近十年的时间，他把这段时间他眼中的光伏行业分为三段，第一个阶段，“造梦时代”，尚德和LDK的突然上市，使得大家都觉得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出现在光伏行业，三年以后，“梦醒了”行业进入了一个低谷期，大家开始恶性竞争，比价格，导致许多企业进行了盲目的扩产，许多企业在这个阶段的战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最后一个三年，2014年到2017年，“梦醒了”之后，大家都冷静了，“我觉得这三年大家都比较现实了，大家都处于一个各自生存，苦苦挣扎的时段，我也有些朋友在做光伏，不太挣钱，但是也在做，因为大家知道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只是前路比较曲折。光伏行业中一步步走过来的企业，都是比较让人尊敬的，浮躁的人不会在行业里待太久。”

提起从业十一年的经历，严凯认为，他职业生涯的波峰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这一年间。工作最密集的时候，6个月间他总计写了6、7万字的调查报道，平均每个月输出1万多字的深度内容。经过详实、深入的调查，这段时间发表的《隆基单晶赌局》、《拯救东北》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严凯认为，隆基的报道做的比较成功，是源于隆基三位老板的配合，“那时候，李振国在北京出差，他非常忙，马上要赶飞机，于是我早上七点和他约采访，聊了近两个小时，在西安采访了钟宝申，在泰州一个开工仪式上和李文学聊了很久，这三位老总都非常配合，我只负责把他们讲的串起来，写的有故事性一些，好便于读者阅读。”

严凯所处的媒体性质决定了他常与企业家打交道，久而久之，他对成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坚持和团队。“采访隆基的李振国时，你就会发现，专注、坚定是会成功的，隆基只做单晶，多晶大火的时候也只做单晶，现在做的非常不错，甚至有超越多晶的趋势。企业家需要团队，像光伏行业的很多企业创始人，是技术流，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十分擅长，隆基的创始人李振国就找了他的两个同学协助他，现在隆基的发展可以证明，他的团队是非常棒的。公司发展的更大的以后，就要打造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能不能调动起员工的热情，这很重要。”

《拯救东北》发表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网上被刷屏，不久之后，正巧政府发文第二次振兴东北，严凯后来从朋友那听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东三省高层的重视，这让他感到很意外。

几篇文章造成的轰动，为严凯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但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使得疲惫期接踵而来。严凯说，16年下半年，他开始感到了一种危机感。“年龄长了一些，想的也比较多了，当时的同事大多都转行去了企业，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横向比较，同时我自己也觉得比较累。”频繁、大量的脑力劳动使得本来驾轻就熟的写文章也带来了压力，加上做了太久的记者，严凯想，是时候换个环境工作了。正巧，一个机会找到了他，一家企业开出了不错的条件邀请他去做内容总监，于是他就这样离开了媒体。

有的人留下来 有的人走远了

短暂地离开后，严凯选择了回到媒体，严凯说，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喜欢到处跑，企业朝九晚六的生活让他很不适应。“在企业工作，像一颗螺丝钉，老板花钱买断你的时间，员工做该做的事，没什么成就感。”稳定下来后，严凯开始想念从前来去如风的生活，后来，他找了个机会，回到了老东家。

14年9月份，叶超离开新华社，进入了行业中一家知名企业，他说，之前在媒体，更多的是做一个旁观者，他愿意更深度地参与行业，“新华社的一个领导跟我开玩笑，他把手机拿出来，通讯录叶超后面加了（逃兵），说我在媒体跑着跑着把自己跑丢了，直接离开了媒体圈。”长时间关注行业后，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光伏行业的一员，现任协鑫新能源品牌管理部总经理。谈起早前的媒体工作经历，他常说新华社“残酷”地要求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坐在记者岗位，思考总理的问题”，但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煎熬让他对事件的分析与思考上更加宏观与深入，对现在处理好企业的品牌工作也有着重要帮助。

2015年，万晓晓离开了从业十年的媒体，现在在一家国企负责公共关系，她说，“人在不同阶段需要累积不同技能，做了很久记者后，有兴趣了解其他领域，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仍然很感激记者的经历，”万晓晓认为，之前在报社研究公司了、解行业，是从外围在看，真正走进一家公司，是另一种不同的体验。

叶文添是在2016年年底离开媒体的，做了十二年的记者后，他选择转型去了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叶文添说，在媒体工作让他感受不到激情，这很可怕，“我在媒体的时间太久了，各种类型的新闻都尝试过了，再做下去有点重复。互联网企业代表未来，媒体观察企业，有的时候看的比较虚，比较远，不如去一家企业，踏踏实实的做点事情。”

他们的去向基本上代表了大部分同时期关注光伏行业的媒体人的选择，有的人选择留下，有的人走的更远，但被问及是否还对行业抱有关心时，他们都回答，仍在关注着光伏行业。

回顾做记者的这段经历，万晓晓说，一直记得刚入行时老师说，“你要珍爱自己在报纸上的名字，珍爱你的口碑。”用心对待每一篇报道，在记者生涯里，她获得了大大小小奖项三十多个。

万晓晓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做记者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保持好奇心和学习能力， “刚入行的时候，资源比较欠缺，要学习和积累，三五年之后，各方面都得心应手一些，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勤于学习和思考，努力成为专家型的记者。做有价值的报道，真正推动或者改变一些事情，也要不断学习理论知识，不断地吸取养分。”

“《经济观察报》以思想性的报道见长，崇尚的价值观是理性、建设性，”她说，自己冷静客观的处事方式，是从《经济观察报》带出来的，虽然离开了媒体，但这样的价值观、媒体的印记已经深刻的印在血液里。

回首自己做记者的经历，叶文添说自己得到了很多，接触过多个领域使得他对中国的商业环境，公司生态有大概的了解，这丰富了他个人的知识结构。做记者多年开阔了他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宏大。做记者的时候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大家无话不谈，也很开心。

进入互联网公司之后，叶文添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忙碌了，最忙的时候甚至会通宵，“以前在媒体的时候如果说是走的状态的话，那现在就是跑。你要去适应互联网公司的节奏，要跟上他的脚步，我觉得这种忙碌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还是挺充实的。”他说，进入互联网公司，让自己能够重新燃烧起来，让他重新找到了很“燃”的感觉，和90后一起去打拼，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享受。

“光伏是个新产业，所以它需要的政策体系也都是新的，所以政策体系也是不断在完善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重要性也在被凸显，现在的工作是在帮助龙头企业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和记者仍有一定的延续性。”叶超说，进入企业后，视角改变了，他对行业的了解更加深入，也更加理解企业家群体。“原来觉得对行业了解已经很深入，真的进入企业后发现还是比较浅。以前短时间和企业家接触的时候，只能看到他们出入高端论坛，坐拥大笔财富，其实他们的工作日程特别紧，工作强度非常高，这些老板从早上6、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基本上是没有自己休息的时间的。他们很早就实现了个人的财务自由，现在的勤奋工作更多是一份社会责任的驱使。”

“光伏行业是实业，大部分涉及到制造行业，挣钱很慢，不如做互联网，房地产赚钱快。外面的世界诱惑很多，光伏行业起起伏伏，曾经的巨头也倒了很多，企业家坚定地在光伏行业做下去很难得，能够一直坚持在行业里的人，都是有点情怀的。”谈到行业中的企业时，严凯颇有感触，但被问到做记者需不需要情怀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很有情怀的记者。”

严凯觉得，至今未约访到朱共山是自己的遗憾，他还会继续努力。